胡可明
毛主席是第一位喊出“人民萬歲”的世紀偉人。他為了人民的解放和幸福，一生奮斗不止。從革命戰(zhàn)爭年代到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他把人民的生活咸淡始終掛在心間，先后多次為人民的食鹽豐歉作出重要指示，每每都產生重大作用和歷史性影響。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時期，毛主席（時任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工農革命軍第四軍黨代表、前委書記）在1928年10月5日為中共湘贛邊界第二次代表大會寫的決議一部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之“五 經濟問題”中，就判斷道：“食鹽、布匹、藥材等日用必需品”這個經濟問題，事關紅色政權根據地的存在與安危。“這個經濟問題的相當的解決，實在值得每個黨員注意。”
1930年10月，時任紅一方面軍政委的毛主席用七八天時間在江西興國調查了農戶的食鹽情況。江西歷史上是官府劃分的江蘇淮鹽銷區(qū)，而淮鹽量豐質高利厚，鹽商樂于販銷，江西食鹽向不斷供。但因國民黨當局的經濟封鎖與奸商作祟，一向自不產鹽的江西此時食鹽缺乏，質次價昂，百姓食鹽極為困難，常因缺鹽而淡食。只得“喂一頭豬，喂到十二月，賣給人家，買油鹽回來吃。”得出這個調查結論后，毛主席對百姓的淡食問題憂心忡忡。但由于當時的戰(zhàn)爭環(huán)境及紅軍困乏的經濟條件，毛主席只能盡可能地作一些努力以緩解最困難農戶的食鹽問題，卻在心中逐漸形成關于民生的深邃思想。
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間，毛主席（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主席）在第二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上作報告，在“我們的經濟政策”部分，他提出為了沖破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經濟封鎖，“我黨經濟政策的原則，是進行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經濟方面的建設，集中經濟力量供給戰(zhàn)爭，同時極力改良民眾的生活……”毛主席總結并肯定了閩浙贛邊區(qū)“為了解決食鹽的缺乏，進行了硝鹽的制造。”還提出“我們有計劃地組織人民的對外貿易，并且由國家（指當時中央蘇區(qū)政府）直接經營若干項必要的商品流通，例如食鹽和布匹的輸入……現在是異常需要的了。”毛主席在會議總結中（后一部分定名《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編入《毛澤東選集》第一卷），說到 “資本家把鹽藏起來沒有鹽買”，提出柴米油鹽等“一切群眾的實際生活問題，都是我們應當注意的問題。”注意并解決了這些問題，“群眾就會真正圍繞在我們的周圍，熱烈地擁護我們。” 徐向前元帥在《歷史的回顧》中寫道：“鹽巴這東西……當時卻比金子貴極了……缺到一塊鋼洋（銀元）買不到一兩，甚至有錢無處買的地步。”根據毛主席的指示，蘇維埃政府號召外逃的井戶（井鹽區(qū)鹽井擁有者）、灶戶（泛指井鹽區(qū)煎鹽人和硝、土鹽煎制人）返回蘇區(qū)經營食鹽，予以稅收優(yōu)惠；軍民協辦，開發(fā)鹽井；同時發(fā)動群眾，熬制硝鹽。“雖然硝鹽質量差一些，但總算是解決了軍民食鹽問題。”
在抗日戰(zhàn)爭極其艱苦的時期，毛主席亦不忘人民群眾的食鹽問題。1942年12月他在《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一文中寫道：“我們一方面取之于民，一方面就要使人民經濟有所增長，有所補充。這就是對人民的農業(yè)……鹽業(yè)和商業(yè)，采取幫助發(fā)展的適當步驟和辦法……才能支持長期的抗日戰(zhàn)爭。”“鹽是邊區(qū)的很大富源，是平衡出入口，穩(wěn)定金融，調節(jié)物價的骨干，很大一部分人民賴鹽以交換外貨，相當大的一部分軍隊工作人員賴鹽以維持生活或補助生活。鹽又是政府財政收入的一個重要來源，故對于邊區(qū)有著非常重大的作用。”毛主席十分重視邊區(qū)鹽業(yè)運銷以促進邊區(qū)經濟，他分析道：“海鹽杜絕，淮鹽（江蘇沿海生產）、晉鹽減少，西南依靠川鹽，西北及中原依靠寧夏、青海鹽，我們邊區(qū)的鹽也就占了一個重要地位。”《胡喬木回憶毛澤東》記載：毛主席1941年8月6日給謝覺哉（時任陜甘寧邊區(qū)政府內務部長兼秘書長）的信中說：“邊區(qū)財政問題的決定點有二：一是‘發(fā)展經濟’，二是‘平衡出入口’。而鹽的外銷，又是達到出入口平衡之唯一的或最主要的辦法。”“只要能年轉三十萬馱出境，換取三千萬元（以每馱法幣百元計）棉、布進來，就算平衡了出入口。”“據此以觀今年的（食鹽）官督民運政策，不但是未可厚非的，而且是完全應當的。”按照毛主席的指示，邊區(qū)由黨政正職干部領導，組建了縣、區(qū)、鄉(xiāng)、村四級運鹽總隊、大隊、小隊、組，落實官督民運政策，發(fā)展邊區(qū)經濟，保證民需，保證軍供。1943年統計，邊區(qū)物資局和延安大學共運輸了8260斤食鹽。抗日戰(zhàn)爭期間，日寇大肆掠奪中國鹽產，同時嚴密控制食鹽運銷；國民黨反動派又頑固堅持“攘外必先安內”方針，對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實施更加嚴密的經濟封鎖，陜甘寧邊區(qū)及我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食鹽等生活物資極度匱乏。陜甘寧邊區(qū)是落實了毛主席提出的“發(fā)展經濟，平衡出入口”方針，得以基本解決食鹽等生活物資供給，支持了抗日戰(zhàn)爭，直到取得勝利。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第一次全國稅務會議于1949年11月24日在北京召開，明確鹽稅是一個單獨的稅種，財政部設立鹽務總局，負責全國的產鹽和鹽稅征收。同年12月12日至26日全國城市供應會議，明確在中央貿易部組建12個專業(yè)公司，負責鹽的產銷。鹽業(yè)產銷分開的格局由此確定。1952年6月，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決定，將鹽務總局由財政部成建制劃歸輕工業(yè)部，其職責不變，但卻標志了鹽業(yè)管理從以財政稅收為主，向以發(fā)展生產為主的重大轉變。輕工業(yè)部管產鹽，貿易部管銷鹽的分工模式執(zhí)行后，出現了有些鹽場運銷不暢，甚而造成部分市場脫銷和鹽工生活困難。1953年8月24日輕工業(yè)部黨組提出《關于全國鹽務機構產銷合一的意見》，得到中財委重視并報告了黨中央。毛主席作出重要指示：“鹽還是產銷合一的好。”根據毛主席的指示，中財委于當年12月12日頒布了《關于鹽業(yè)產銷統一領導的決定》，輕工業(yè)部鹽務總局于12月22日發(fā)出解決三個問題、推進產銷合一的通知，輕工業(yè)部、商業(yè)部于12月31日又發(fā)出《為明確鹽業(yè)產銷統一領導后的幾個問題的聯合通知》，對產銷合一后的鹽業(yè)工作的領導、貿易部所屬12個專業(yè)銷鹽公司財產的移交、產銷組織的統一及調整等6大方面的問題作出具體安排。毛主席重要指示與這些文件精神的執(zhí)行，對合理安排食鹽產銷、穩(wěn)定食鹽市場供應、保障全國人民食鹽需求，以及發(fā)展鹽業(yè)生產、改善鹽工生活，都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促進作用。
1950年1月20日，政務院頒布了《關于全國鹽務工作的決定》：“為了照顧財政需要，采取‘提高稅額’與‘稅不重征’的方針”，每擔食鹽稅率由此前的30斤主糧價值提高到100斤（即食鹽稅額的“斤鹽斤糧”標準）。稅額的增加，鹽價隨之相應適度上漲。當時還未全部完成對資本主義工商業(yè)的社會主義改造，一些不法私營鹽商將提高鹽稅前已完稅購買囤積的食鹽，大量拋售，嚴重沖擊了國營食鹽運銷，同時造成鹽價爆發(fā)性不合理上漲，助長了私鹽生產和偷漏鹽稅之風，減少了國家鹽稅收入。1950年6月6日，政務院副總理兼財經委員會主任陳云在黨的七屆三中全會上作《關于調整公私關系和整頓稅收》發(fā)言中說：“毛澤東同志提出，今年夏征要減少，秋征也要減少一點。至于稅率，我看在三五年內，一般的不提高，一部分可能略為降低一點。”根據毛主席的指示，中財委當年發(fā)出《減半征收鹽稅的決定》，調整了各鹽區(qū)的食鹽稅率，達成了平抑食鹽價格的效果，食鹽產銷與鹽稅稽征重歸正軌。鹽務總局后來在總結鹽稅征收工作時寫道：“6月1日起鹽稅減半征收，（上半年的混亂局面）情況扭轉，銷量激增，稅收不但未減少，相反的逐月均超額完成。”1950年鹽稅增收42.6%，1951年又比1950年增長26.02%,1952年又超1951年19.47%。
1950年8月召開的二屆全國鹽務會議，草擬了《關于執(zhí)行大鹽田收歸國有的決定（草案）》《關于穩(wěn)步進行部分鹽場廢場轉業(yè)的決定（草案）》，獲得政務院批準。大鹽田收歸國有促進了國有鹽業(yè)的發(fā)展。《中國鹽業(yè)史（近代 當代編）》寫道：“例如淮北鹽區(qū)，在沒收官僚資本鹽場的基礎上，通過清理產權，又收購垣商灘田設施764份，實行租營、代營的151份，取消了2602份‘灘窩權’，組建了6個相當規(guī)模的國營鹽場（注：臺北、臺南、方洋、灌西、灌東、新灘），灘田連片，統一規(guī)劃調度，為進一步發(fā)展生產和進行技術改造奠定了基礎。”“還解決了一些不合理的陳規(guī)陋習。例如淮北鹽場有所謂的‘灘窩權’，即灶戶（產鹽戶）從垣商（亦稱場商）手中買來的使用鹽灘土地曬鹽的權利，有了‘灘窩權’，才能開灘曬鹽，并可世代相傳。擁有‘灘窩權’的灶戶，除以家庭為單位進行生產外，還可雇用一些工人。他們既受垣商的剝削，又剝削雇工。他們還可以將‘灘窩權’租給別人，坐收其利。對這樣的小生產者，首先是宣傳政策，同時妥善解決他們的生活出路，吸收參加勞動的灶戶為鹽業(yè)固定職工，然后宣布取消。”（注：江蘇海鹽產區(qū)因淮河貫穿期間入海，淮河南稱淮南鹽場，產鹽仍舊沿用傳統的煎制方式；淮河北稱淮北鹽場，明朝嘉靖時即已實行海水入鹽灘日曬制鹽法。）
部分鹽場廢場轉業(yè)，通過廢除私灘野灶、廢除半農半鹽灘灶、極不具備廢轉條件的則暫時維持等三個步驟來進行。雖其出發(fā)點為產銷平衡，但因執(zhí)行中主觀超越客觀，加之1952年水、旱災害頻發(fā)，廢轉效果適得其反，鹽的產能下降，且轉業(yè)鹽民生活困頓。毛主席在1953年1月5日為中共中央起草的《反對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文件中指出：“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在我們的黨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個大問題，就是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還將是一個大問題。”同年在他簽發(fā)的《關于檢查官僚主義和五多問題的通報》中指出：“政府的某些業(yè)務部門，在過去對于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確有急躁冒進的錯誤……廢除小鹽田問題即是其中之一。”毛主席起草和簽發(fā)的這兩個文件，對于包括廢轉部分鹽場在內的鹽業(yè)生產重大決策的調整、優(yōu)化、持續(xù)發(fā)展，都起到了重要的糾偏、指導和推動作用。
1953年8月18日至9月8日，第五次全國鹽務會議在京召開。輕工業(yè)部黨組向國家計委、黨中央和毛主席報告情況時，第四次提出食鹽必須“存鹽一年，備荒半年”，獲得批準。1955年食品工業(yè)部代管的國家儲備鹽107.67萬噸(其中淮鹽41.2萬噸,儲量最高)，確保了民食供應和國家財政收入。1956年春，毛主席聽取34個部委辦匯報工作，3月3日聽取輕工業(yè)部黨組書記第一副部長龔飲冰、黨組成員鹽務總局局長張道吾《關于鹽務工作基本情況和今后意見的報告》，毛主席對我國豐富的鹽資源表示很大興趣。毛主席指示：“積累多的產品，國營多搞，我贊成。”這是毛主席第一次直接聽取鹽業(yè)的全面匯報，他的國營多產鹽多儲鹽的指示，對廣大鹽業(yè)職工是巨大的鼓舞。特別是1956年7月2日，毛主席與政治局其他委員一起接見了全國鹽業(yè)運銷先進工作者代表會議全體代表并合影，讓全國鹽業(yè)職工感到了一種巨大的幸福。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毛主席發(fā)出“抓革命，促生產，備戰(zhàn)備荒為人民”的號召，全國各個行業(yè)掀起了轟轟烈烈的生產熱潮。1970年3月到4月，江西省找到了大鹽礦，一舉結束了江西無鹽的歷史。1970年9月2日，正在江西廬山主持召開中央九屆二中全會的毛主席接到江西找到大鹽礦的喜訊后，即刻批示：“江西找到了大鹽礦，儲量19億噸，可能還不止此數，印發(fā)全會各同志。”毛主席四十年前江西調查時為百姓無鹽淡食憂心如焚，今朝一聞江西找到了大鹽礦而欣喜萬分，批示將江西找到大鹽礦的喜訊印發(fā)全會，是讓全黨全國人民共同分享這一重大幸事帶來的喜悅。